第一次喝酒到吐是在大学的时候，和几个刚认识的女朋友，其中一个最亲近的朋友现在已经没有了联络。另外有两个算可爱的男生，其中一个带了女朋友，她染了一头的金色长发，长的非常好看。因为从来没有尝试过醉酒，就一口气猛灌很多啤酒，还是玩游戏边喝水边罐酒。酒精一股脑上来后，几乎是立刻就从椅子上跌倒到地上去的。

醉酒后还是会有瞬间的清醒，那种如果自己努力控制，就可以顿时非常清醒的状态，但是松懈下来，又马上走不了直线，甚至失去直觉。在深夜的电线杆下，我们比赛谁可以走直线，可是眼里哪里有什么直线的概念？走着走着就跪坐在地上，然后一定是疯子一样地大笑起来。就这样一路回了他们在学校外面合租的房子里。直到第二天醒来起来，我发现大家一清早在拖地，才知道昨晚我吐得不成人样，还哭了很多。当时我也没有失恋或者遇到挫折，哭的原因实在不详。

那个时候我以为喝酒就是会让人想到忧伤的事情，可能具体的事情不记得，只是有心里难过的感觉。埋在心底的东西，平时控制住不显露出来，喝酒的时候就放下了心防，马上泄漏出来。后来又觉得，喝酒好像只是放大了内心的情绪而已，无论是好的情绪或者坏的情绪。“借酒消愁”，喝酒总是和忧伤联系在一起，大概是因为人忧伤的时候比较容易想喝酒，快乐的话，就忙着快乐做别的事情去了，看电影，坐过山车什么的。

周五喝醉，第二次吐。这次却是完全有意识地吐。xp带着我去洗手间，我跪在马桶边，好像也没有特别不舒服。脑子有些晕而已，虽然比平常喝多了一两杯，但觉得也没有糟糕到要吐。她抓起我耷拉下来的头发，说不如就吐出来吧，酒精在肚子总不好。我就真的吐出来了，从夜店吐到出租车上，然后下车了又在楼下的花园继续吐。从眼角余光我瞟到出租车司机给了纸巾给xp，让她把我吐脏的车门帮忙擦干净，我内疚着，但自己吐得辛苦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

接下来的周末，就一直处于休克状态。直到周一，天气变得冷了，我走路去学校，在中央公园一边走一边打冷战。19度，让人无法相信现在仍然是八月。今天打扫房间，清理出许多不需要的衣服，虽然舍不得扔掉，也强逼着自己把一年没穿的衣服全部处理掉，心里面的垃圾好像也同时被神奇地清扫掉了一些。无论如何，规律生活，算是可以帮助驱走内心恶魔的吧。

正在35000英尺的高度。飞行速度每小时586英里，机舱外温度-56.2华氏度，离多伦多还有3234英里。不知道跨越了日期变更线没有，现在到底是今天，还是昨天？

过去一个月的旅游中，去了6个城市，唱了5次K，看了2本小说，1本漫画。坐了7.5趟飞机（现在这趟还没有结束），3趟火车，换了4次电话号码，买了3张地铁卡，7双鞋，5条裙。陪了父母11天。去的夜店共18家，其中台北7家，深圳0家，广州4家，南昌0家，上海4家，香港3家。拜访的大学2个。

7-11。台北的7-11可以帮你叫出租车，可以用悠游卡付钱，并且如果你买两个饭团，就有7.9折优惠价。广州的7-11可以用羊城通付钱。香港的7-11可以用八达通付钱。

看了9部电影，其中8部是在飞机上看的。其中最喜欢的一部是最后看的一部，叫Chloe，为了不扰乱这部电影在脑海中的样子，我之后就暂时停止了看其他电影。

（以上写于8/11日，香港到多伦多的飞机上，27A，右边坐的是一个妈妈和四岁大的儿子，妈妈用广东话和小孩沟通，小孩用英文回答）

飞机晚点一个小时到La Guardia机场，弗在出口叫住我，我才想起他说要来接机。我走过去揉他的脸，感觉不真实。才一个月不见，就突然变得有点陌生的感觉。是陌生又熟悉的感觉。“你比我记得的要高一些，还有，你的皮肤本来也不是这么白的把？”在拖着行李去找出租车的路上，我一点点地点评对他的初次印象，口气好像数年未见。连自己也被这种过份的陌生感吓到。“还是因为过去一个月，我看习惯了黄人，白人就显得特别白？”

好吧，总算是回家了，之前中断的学习，还有钢琴，都要开始拾起来，以及2周后的GRE考试。

星期六晚上的时候，刚到香港，陪爸妈去尖沙咀看了夜景，又送他们回酒店。李更打电话约我出来喝酒，还有另一个女孩。夜里11点，我从中环站下来，问人，“唔该，兰桂坊系边个出口？”，那人指向脑后，“D1”。

她俩爱抽烟，说要去外面的露台抽一支再回来，我说你们去，我在吧台等你们。她们说你别和陌生人说话。我往周围看了看，有个生日派对刚开始暖场，有两个打扮精致的女孩在等人的注意，有酒保无聊地靠在吧台边玩手机。一个人坐在吧台，旅行终于到了最后一站，力气也快用得精光。女生抽一支烟要花多长时间？15分钟？10分钟？我想趁这10或15分钟的空档，好好地把台北之后的旅途回忆整理起来，却不由控制地脑子一片空白，呆呆地就看酒保在调酒。

人是有气场的。在温哥华的时候，在台北的时候，力气足的很，满脑子里就在想找乐子，周围的陌生人就好像都听到我内心的呼喊一样，配合着，总是和我目光不小心撞上。我那时眼睛一定总闪着施华洛世奇一样的光。那时候心就像一朵要怒放的花苞，谁给我浇一丁点水，马上就能成倍地输出能量，时刻都在毫无顾忌地折腾。反正，不知道怎么的，那光后来就特别容易消失。花会突然地变干燥，收缩起来。

还是赶紧回家吧，用正常的方式，去养那花。

在上海，看了世博，去了一个不用排队但是不记得名字了的馆，223给我拍了给一个品牌的照片，遇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gay，甚至见到了青头一。看到了马蒂的和我同姓的见面就开始和我讨论潮吹的男朋友，还有他一个闷骚的厉害但是后来喝多了就非常开朗的朋友，我们在他们的高中附近吃了一堆面食，然后就去喝酒，可是找不到大家都觉得好玩的喝酒游戏。马蒂的头发非常非常长，我不确定这是不是第一次我们在见面的时候，她的头发比我长，很可能不是。

除了照片，谈话是唯一留下印迹了的仪式。留下印迹，也只是因为我把那些录了下来，而不是在脑海里留下了特别的什么。这是在模仿清清的做法，她回国10天，录了长长的7个小时的音。但成长是迅速的，所有的谈话，我enjoy的，还是我没有pay attention的，都让我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或是对某件事有了认识，或是对自己有了更好的理解。只是我特别不能记忆东西，也没有办法一一分析。所以，任意品尝，但别叫我吃出滋味。

时间晚了，讲话就容易玄起来。chelsea形容过这类做法（“为赋新词故作愁”？），具体的意思是为了写出东西，故意把自己弄得忧伤。我之前还在电话里抱怨，我太需要一些blue的情绪，不然什么都没法写。但是那位（先不提名字为好？）却爽快地说，“你要？从我这里全部拿去”。她是在经历非常痛不欲生的分手。我却毫无怜惜之情。不是我不想，我是没有办法安慰那些失恋的人的。我没有哀伤的心情，所以体会不到他们的痛。我只能淡淡地说，这些你都是要狠吃下去的，没人能帮你，但要珍惜现在的痛苦，这么痛的感觉，以后怕是难有机会时常经历的。

但是我仍能记得，在明州的冬天，零下二三十度，因为伤心，半夜光脚站在雪上想让自己冷静下来，才让寒冷的颤抖盖过心痛的颤抖。这些记忆其实已经很淡了，只是碰到她那么痛苦，我才随口说出来这些做作的情节。想让她知道，这种经历谁都有，欢迎加入“心痛过大家庭”。反正谁都帮不了你，时间才是一切的解药。

今天下午去港大的天文系，本来是抱着了解系院结构和招生情况的简单初衷，却收获甚大。一位教授临时决定和我会面，电脑上开着数篇论文，给我讲LMC里面的一个有名的Supernova Remnant，我脑子又活了过来。他曾经去过南昌，在那里召开一个全国高能物理的讨论会。他说现在在大亚湾做的project，是为了求出三种neutrino的转换矩阵。他说，“neutrino并不是基本粒子，因为它们的mass和meta eigenvalue不同，它们可以互相转换形态”。

我对于“基本粒子”的定义马上疑惑起来，我以为基本粒子就是无法再继续分解的粒子，它要转换形态是它的事，反正还是“一个”粒子就可以。可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，任何粒子在碰到自己的反物质后，都会变成能量消失不见（不是真的消失，只是不再是我们平时定义的“粒子”而存在，而变成光飞走了。。）。ok，又钻牛角尖了，睡去吧。

晚安，香港。

到了广州后，前两天一直在下暴雨，地上的污泥不停地往脚趾缝里钻，刚开始的时候还一直左蹦右跳地去躲，后来习惯了也就懒得理，乱踩进深深浅浅的水洼里。

脑子里是一团浆糊，一直在喝酒，所以很多记忆模糊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发生过，或是被我扭曲了记忆。真正喝醉的时候并不多，但是由于各种体验和交流来得猛烈和夹杂着各种情绪，即使是清醒着，也很容易一不小心就又把所有东西混为一谈。

从台北坐飞机到香港，心情一直不好，从早晨起来就不好。和chelsea匆忙地拥抱道别后，就麻木地提着行李上了机场大巴、办了登机手续、过台湾边防、上飞机睡死过去、下飞机提行李、过香港边防。chelsea说早晨一点食欲都没有。我在上二楼等飞机的时候，努力地忧伤了一阵子，但是毫无结果，更不要说流眼泪，果然还不是那么过份多愁善感的人。

在台湾过境的时候，我习惯性地翻了还回来的护照，问警官“为什么不在我的护照上盖章？”，警官说“政治原因，我们是不允许这样做的”，我说“这是我的护照，我不给别人看就可以了”，警官说“对不起，政治原因”。她在一张台湾文化局发给我的另外的纸上盖章，那页纸上写着“中华民国”，我自己回去把那纸钉在护照上。再过一些时候，所有当下的事情又变成记忆的时候，我就只能靠这个章子来回忆自己什么时候去过哪个地方。

香港和印象中一样，物欲横流。在尖沙咀下车，马上就被笼罩在巨大的LV广告牌光晕下。我坐在餐厅里，背对窗户，对面的慧婷问我要不要和她换一个位置，这样我可以看到外面的港岛的夜景，我回头看了看窗外，中银大厦正对眼帘。摇头。再过一个多星期，就又要带着父母来一次香港，到时候这种夜景就是打幻灯片一样，要不停地在眼前来来回回看的，现在好容易和朋友坐着休息，宁愿背对着它寻个清净。

慧婷和Ravi是哥本哈根认识的交换学生，一个是住在巴黎的上海女孩，一个是住在纽约的印度男孩。我那个时候每天的工作就是带着学生们四处去喝酒，号称促进外国学生间的文化交流。他们在短暂的十周内认识并相爱。后来慧婷靠着爱情，搬去纽约，我和她也慢慢变得更加熟悉。去年的这个时候，两人结婚离开纽约，搬来香港。比起一年前的焦虑，他们现在的生活稳定了许多，慧婷学了讲广东话，并开始在一间美国公司工作。我身边有许多跨国之恋，他们几乎是最成功的例子，但这是逆着所有阻力往前行走的结果。很难让人不衷心地祝福这两个勇敢而坚持的人。

做深夜的火车到达广州东站，对火车站的恐惧心理从来就没有消失过。直到硬着头皮冲出站门，坐进出租车，才开始松了口气，开始花一点心思看车窗外广州的变化。

见到以前班上的同学，有人生了小孩，有人正要出国读书，有人换了几份工作，也有人几乎没有变化。席间我不停地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，为什么好好的薪酬分析不做，跑去学天文，我自己讲着理由，又觉得好像理由也没有什么重要的。这次回广州，见到了几乎所有想见的人，而出乎意料的是，在我不在广州的时候，他们之间也鲜少见面。似乎是一个外来朋友的出现，才让大家又重新联络了一番。

广州的天永远是灰蒙蒙的，我在这里读书的四年间，居然从来没有发觉过这种异样。

周四晚上，胡蓉从顺德过来，赶广播台的饭局。饭局出席率格外高，马术和一聪都带了老公和老婆过来，而他们又恰巧是我其他朋友的朋友，所以世界总是交纵复杂地联系在一起。最初我们在自己的身边画横着斜着的线，不知不觉地，我们画的线又变成了一个网。到我们老的时候，那张白纸大概就变成乌漆嘛黑的一片了吧。

和乐乐还有胡蓉的单独聊天，都是我倍感欣慰的事情。我不喜欢看到停滞不前的生活，我以前以为那是个人的事情，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生活，自己开心就好。现在却发现，如果是自己要去交流的人，如果不是让人有一些惊喜或者意外的变化，我的大脑在谈话期间，几乎就要死亡了。谢谢你们不停地和我说话，我不说停，你们就不打断我。还好我也是一年多才回来一次，如果每晚都这么交流，一定会让神经长得畸形。对话的简单摘要在胡蓉的blog已经写出来了，我读了读，没有什么要增补的，就在这里转了——http://sillyfunny.blogbus.com/logs/71110850.html

唯一的感叹是，我一般总是在5秒内就可以知道我会不会喜欢和一个人说话，而胡蓉却是花了我七年才真正认识。是我们有面具，还是我们直到最近才掌握了这种能力？

没有人说话的时候，我就看书，我从台湾买了一本张爱玲的小说集，翻到中间一页，直接看《红玫瑰与白玫瑰》，因为听一个朋友总是不停背诵她小说里的段落，有些描述让我深有同感，于是觉得，读她的书是能给我带来快感的。安妮宝贝的书曾给我带来简单的感官上的快感，转瞬即逝，只记得有点痛，但是又知道自己是因为做作才感觉得到那些痛。

张爱玲的故事，痛却是层层堆砌起来的，而且也没有那么痛，因为就是过生活，就是随风而逝的东西，没有人在深究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东西。你要说那不是痛，是快乐，也未尝不可。没必要把故事看完，只是读个一两句，就觉得舒服踏实。于是后来，这本薄薄的小说集陪着我度过无聊的在飞机和火车上的时光，有时在睡前也要翻两夜，才觉得心里的结舒展一些。

写到这里，突然想起自己是做科学的。居然花了那么多水墨在心理描述上。好吧，希望两者不是冲突的。即使是，也就随它发展好了。